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伟大实践提炼经济学新知
作者：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国富民强的基础是经济现代化，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化。过去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工业化奇迹，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今天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中国经济具备了工业体系持续升级的基本条件，充满韧性与活力的工业体系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一、 中国工业化的伟大实践
回顾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认识到国富民强的基础是工业化，工人阶级既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是中国工业化的建设者。过去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一个人口众多、技术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在短短的70年时间内建立了世界上部门最全、总量最大、既能满足本国百姓需求又能为世界提供稳定供给的工业体系。这一奇迹的创造经历了极其曲折艰辛的历史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在这一阶段，党领导工业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不断探索通过党和政府主导，集中资源，在重点领域尽快实现工业化。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工业是军事斗争的基础，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许多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了兵工厂、服装制造厂和制药厂等，为军事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持。战争年代，工业发展的目标是保障军事斗争的胜利，经济效益并不是优先考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延续了战争年代工业发展的基本思路，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控制轻工业发展，集中资源在全国重点地区投资建设了一大批以重工业为主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例如，长春第一汽车厂、沈阳机床厂等。20世纪60年代末，出于新的发展战略考虑，又在内地布局了一批“三线”工厂。许多工厂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攀枝花钢铁厂、四川德阳的东方汽轮机厂以及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等。第一阶段的工业化探索，留下一大批基础性工业企业和产业，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即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应该是市场化机制，政府的行政指令不可能长期在产业高效发挥作用，以压低农产品价格、抑制轻工业发展、重点投资重化工业为特征的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其经济效率是低下的、社会福利效果也是极低的。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工业化第二阶段的进程。这一阶段工业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各级政府部门有充分的激励去积极培育、引导、匡正市场机制，以市场机制为主体，实现了极为快速而全面的工业化。一大批的轻工业、重工业以及基础重化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这一阶段工业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发展，为今天的中国工业打下了雄厚基础。
中国工业化的第三阶段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工业化。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中国工业的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不少部门面临去除过剩产能、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等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一阶段工业化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部分西方国家日益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威胁，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展百般阻挠，试图用“卡脖子”“拖后腿”的办法阻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业化是以产业链为基础、以核心技术为抓手、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工业化，这一工业化进程将使中国工业真正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让中国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二、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从中国工业化实践提炼经济学新知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新使命就是要认真总结包括中国工业化奇迹在内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从中国特殊的经济实践中提炼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新知，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只有在经济学学理层面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实践经验总结清楚，广泛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才能够从根子上打破西方意识形态的围堵，才能够在国际上论证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什么样的普遍意义，其普遍性为什么在全球范围看具有先进性，为什么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而绝不是部分西方国家所宣称的“歪门邪道”“旁门左道”；另一方面，只有在经济学学理上将中国过去的成功实践经验总结清楚，才能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怎样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提炼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学新知。我们认为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的经济实践最独特、最值得总结的特点，实现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跃迁。中国经济发展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政府积极地培育、引导和匡正市场机制，一方面把市场机制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而这一过程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激励机制必须不断完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设计和调整政府自身的机制和体制，从而让政府更好地培育、引导和匡正市场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当前，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SAGE）已经成立，学会的国际杂志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评论》）已经创刊、发行。
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中国快速工业化的伟大实践，可以得到以下六个方面的具体经验，值得进一步提炼总结，从而丰富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学贡献新知。
第一，工业发展的前提是基础教育和公共健康水平的提高，政府在此方面必须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强力推动扫盲运动，文盲率从1949年的80%降低到1982年的22.8%，同期的成人识字率也提高到45.5%。同时，男女平等迅速实现，公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至1982年的68岁，提高了将近一倍。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中国的工业企业不可能在过去40多年内迅速雇佣到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这一点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必须学习和借鉴的，也是当前许多经济落后国家极为短缺的。
第二，政府应该有激励促进新企业的进入和发展，以此大大加快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在强大的税收激励和晋升激励下，不断推动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这部分企业中有些是从小作坊逐步培育成现代化企业的，有些是政府从海内外招商引资的结果，有些是从国有企业或者是集体企业转制而来的。这些企业在创办过程中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各级政府就是在不断给这些企业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培育了相应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等，所以新企业进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市场培育的过程。通过创立这些企业，地方政府获得了税收，创造了GDP，提升了就业，也促进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政府自身的激励与市场经济发展是同向的。
第三，政府应该有动力在土地使用权的快速转换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土地使用权快速转变的过程，是土地从农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的过程。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和土地的一级开发促进了土地使用权的快速转换，这是工业化的关键一步，如果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工业化就是一纸空谈。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也在土地使用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包括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以及美国的西进运动。非常遗憾的是，当今的经济学文献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保障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问题上研究极其匮乏，尤其缺乏的是政府在土地使用权转化过程中的行为和激励研究。中国已有部分学者就这一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地总结提炼，融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赢得广泛关注与认可。
第四，政府应该有激励引进关键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从而构建工业配套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政府深谙此道，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延揽龙头企业。上海市政府引入的大众汽车项目以及沈阳市政府引入的华晨宝马项目，其作用就是先引进总装厂，然后推动相关零部件的国产化，从而在本地推动一大批配套企业发展。这种从龙头企业出发，再逐步推到下游企业的做法是政府引领市场发展的重要实践，也需要进一步总结。
第五，政府应该有激励通过主动的、有管理的对外开放推动对外学习，提升管理和技术水平，加快工业化进程。全球化时代，资本、产品、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快速布局，决定一个经济体工业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是否具备学习能力。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有管理的渐进式的开放过程，这个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点是对外学习，通过学习促进工业升级，而不仅仅是发挥比较优势。开放的目的是让国内的企业近距离地学习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中国一大批本土企业就是在这种渐进式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工业化的关键技术和管理理念。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华晨宝马。在沈阳市政府引进华晨宝马之后，相关的一些体制机制，包括用人机制，都必须尊重宝马集团的自主权，这对沈阳当地的营商环境和营商理念都有极大的推动，从而带动了当地其他企业的发展。
第六，政府应该有激励维护产业链稳定性以及追求核心技术突破。产业链的稳定性以及产业链的升级是工业化发展的关键，而产业链稳定性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几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与社会各界已经达成了共识。那么，如何维护产业链的稳定性，如何突破技术难关，关键就是要由政府发挥引领作用，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例如，要充分发挥政府基金的作用，推动政府基金的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民主讨论、科学论证，同时又不能过度追究决策者的历史责任。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因为只有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调整到位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了，才能够更好地引领市场的发展。总之，过去100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提炼、总结经济学新知，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学理基础，打破西方意识形态的围堵，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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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主编：覃毅
推文编辑：杨涵淇
《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9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0）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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